〔仿華夏文化館〕楔子（其二）
文明起源
據現有的考古發現資料與研究表明，5800年至5300年前，中國大地上的文明燦若星斗 。良渚古國遺失後，中原漸成史前東方文明中心 。
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華夏族就開始了農耕實踐。中原地區發現了可以説是整個黃河流域迄今發現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遺址，就是距今約八九千年左右的河南裴李崗文化。這裏出土了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農耕文化已經確立，並有了一定發展。到距今6000年左右的河南仰韶文化時期，出現了大型定居村落，還出現了家畜飼養業。
按照西方對文明起源的定義，中華文明發源於3000年前。而紅山文化的考古研究，使得我們對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有一個重新認識——中華文明的起源應前推5000年，應是8000年前。 據“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發現表明，儘管華夏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由於地理的原因處在東亞地區，是相對獨立、自己摸索向前發展的，但是在“古國時代”的晚期，華夏文明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和其他外來文明有了接觸 。“良渚文化”實證了華夏文明五千年，良渚距今約5300~4300年，大體與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同處一個時代 [ 。
河南地處“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區。中華文明多元文化在經歷漫長的發展和交融後，在河洛之間凝聚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形成以王都為中心的輻射性統治格局。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中華文明綿延不斷髮展的基礎 。
華夏先民分為大大小小許多個部落，活躍於黃河中下游。其中比較著名的首領有燧人氏、太昊（伏羲）、少昊（白帝）、顓頊（黑帝）、黃帝、炎帝（赤帝）、帝嚳（高辛氏）、有巢氏、祝融、伯益、舜帝、堯帝。
交替演進
從有夏到後來的華夏，有一個擴大的過程。最初有夏表示的是西土之人。這是以地域為指向的，而不享有共同血緣。西周建立以後，“有夏”這個詞幾乎沒有再出現，因為此時西土之人已經是天下的主人，叫做周人，“有夏”不再適用。並不是諸侯國裏的人都可以叫周人，國內統治的殷人軍隊不是周人，還有所謂的“野人”，更是沒有資格叫周人，只有以王室為中心的一批人才能稱為周人。春秋時期，隨着戰爭的擴大，人們開始各自以諸侯國建構一個新的認同，比如魯人、楚人、齊人、秦人等等。“有夏”這個詞的內涵在齊桓公時代得到了延伸。周人的體系只認姬姓，姜姓是個異姓，所以齊國需要找到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符號。西土時代，姜姓地位很高，齊桓公便利用有夏來團結分封的諸侯國，“有夏”因而成為一個新的旗號。和中原的齊、晉站在一起，就是“有夏”，不站在一起就被説成是戎狄。所以這時候的“有夏”仍然不強調血緣，還不能説是族羣。秦統一之後，天下都變成了秦人，但因為秦進入有夏這個體系已有很長的時間，早已認同自己是夏人，會比較自覺地使用華夏、有夏這些詞。有夏和華夏並沒有強調血緣，而更多的是與政治體相關，從這個層面而言，有夏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族羣。
上層人物可以經由家世血統攀附黃帝來變身華夏，而普通民眾只有成為帝國的編户齊民，才可能成為華夏。土司往往説自己是漢人鎮守軍隊的後裔，他下面統治的才是蕃人。家世血統的攀附需要依賴家世譜系，因此底層的攀附要到出現家譜族譜之後才能看到。中國的普通家庭出現家譜大概是從宋代往後，一般是從明代甚至是清代開始。底層的族譜會把自己祖先追溯到漢代甚至是先秦史書中記載的某個人。家譜族譜出現以前，很難看到下層民眾的攀附情況。下層基本都是被政府登記了户口、承擔了賦役，而後被劃定為華夏，成為所謂的民。普通人是在漢代以後才開始有的姓氏，在這之前，他們大概沒有能力追溯太遙遠的祖先。到秦漢以下，華夏化其實既不特別重視血緣也不重視文化，重視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統裏面，是民還是夷，是附塞蠻夷還是歸義蠻夷。把編户即“民”等同於華夏是總體情形，但有時還有一個過渡階段，即進入了編户，但之前的非華夏身份還會被大家記住，經過幾代之後，這個記憶被慢慢磨平，最終成為正常的民。南方與北方有很大差異。如果説東亞世界有一個可以與中國相提並論或相互抗衡的政治文化的話，那就是草原遊牧帝國的傳統。與之相比，南方的地形和經濟形態決定了這個地區的政治體系比較破碎，所以幾乎沒有建立一個可以與中原政治體相抗衡的高級政治體，最多隻能達到滇國、夜郎這種級別的政權。當華夏帝國的勢力到來時，南方山地民族是沒有任何抵抗力的，他們只能考慮如何保全自己，如何能夠在這個體系中獲得更多利益，於是不知不覺中更深地捲入到了華夏的政治體系之中。
華夏文明在統一與分裂、興盛與衰落中交替演進，但以統一和興盛為常態，以分裂和衰落為變態。有學者統計，自夏朝以後的約4000年間，分裂時間總計為1200餘年，而統一時間則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時代，分裂政權大都不甘於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統一作為最重要的奮鬥目標。一般來説，統一與興盛大致合拍，分裂與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崩壞，諸侯坐大，政權下移，社會動盪。同時，新的因素也在生長，周邊文明的新鮮血液不斷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漢，我國實現了更高層次的統一。秦代首創了大一統模式，以後各朝代對這一模式不斷進行補充、修復和完善。漢王朝大氣磅礴，實現了疆土、經濟、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統，顯示了朝氣蓬勃的氣象。從此，大一統意識在中華民族心中根深蒂固，華夏文明的興衰也就隨着統一與分裂的交替而不斷交替。
華夏文明一經形成，就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在開放中吸收異質文明、在包容中消化異質文明、在多元融會中更新自身。縱觀華夏文明發展歷程，並不是沒有閉關鎖國、夜郎自大的時候，但總體上呈現開放態勢。這種開放不像古希臘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國那樣是全天候的開放。那種全天候的開放往往伴隨着對外擴張，結果是發生大變異，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毀滅。華夏文明的開放是在保證自我生命機體存活基礎上的適度開放，只要對自身不構成傷害，都能兼收幷蓄。有所堅守而又通達，這是華夏文明形態雖變而生命恆久的重要原因。在中華思想文化發展史上，無論宗派流派如何眾多歧異，都能經過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綜和合、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同中有異、異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統一的思想文化體系，化為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強大精神力量。
文明思想
華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設教、禮樂教化，嚴華夷之辨，推崇仁義禮智信。易學是華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
諸子百家
諸子百家都繼承了詩書禮樂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禮和夫婦長幼之別，也都信奉聖王政治。春秋時代王室衰微，諸侯爭霸，學者們便周遊列國，為諸侯出謀劃策，到戰國時代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傳統上關於百家的劃分，最早源於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他在《論六家要旨》中，將百家首次劃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後來，劉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馬談劃分的基礎上，增“縱橫、雜、農、小説”等為十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襲劉歆，並認為：“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後來，人們去“小説家”，將剩下的九家稱為“九流”。
三綱五常
詩、書、禮、樂、易，合稱五經，五經對應五常。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
《揚子法言》解釋道：“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
《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待續）
二０二三年七月二日
178